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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大橋鎮,南瀕長江,西枕夾江,白塔河穿鎮而過,馱馬往返,舟船經行,境內陸路交通與水運條件十分方便。憑借這獨有的地域優勢,才使得它“依水而興,因商而榮”,成為江都的四大鎮之一。正如乾隆《江都縣志》所述:“大橋鎮,在縣東六十里。明永樂間,陳瑄鑿白塔河通運,由此達江,商舶由此出入。后運道復由瓜州,河存未湮,居人日眾,遂為大鎮。”
        明成祖遷都北京后,江南大量的漕糧與物資都是由武進孟瀆河出口,逆長江西行三百里到瓜州,再沿運河北上。沿途風險較大:在長江途中,常會為風浪漂沒;到瓜州,要將船舶與貨物盤壩進入運河,不僅費時費力,還可能遭到盜賊哄搶。后陳瑄執掌漕運后,力主開挖白塔河,方便航運。
        明永樂七年(1409),陳瑄開鑿白塔河,溝通長江與運河。宣德七年(1432)復又疏浚白塔河,經工部奏請后,調整了漕運線路,江南糧船由孟瀆河徑直過江,半日即可到達大橋。再由白塔河至灣頭入漕河,不僅節時,還可省瓜州盤埧之費。這樣,大橋鎮水陸樞紐地位進一步顯現出來。由于這些糧船,貨船,客商的經過與逗留,使大橋鎮成為最直接的受益地,有力地促使了商貿的發展。
        尤其是到清初,為了補充漕軍的生計和運糧腳價的不足,清政府曾明文規定:“旗丁駕運辛苦,若就糧艘之便,順帶貨物,以獲利益,亦情理可行之事”,允許漕軍官兵北上時隨船搭載一定數量的“土宜”,免征稅鈔,其品種包括11大類160多種。漕軍往往利用“土宜”免稅的條件,又乘機捎帶其他貨物以偷稅漏稅,回空漕船也夾帶北方“土宜”回程。到乾隆二年(1737),清政府為了保證漕運,又規定“凡水小之年,竹木之類物品不能過黃河,只準在淮揚一帶卸賣”,這樣,“沿途下卸,客商買賣”,使得沿線城鎮商貨更加充足,品種更加豐富,價格也更為便宜。在這種情況下,大橋鎮作為南北舟船通行,東西商販往返的通衢,就顯得更具活力。
        后來,由于鎮江里運河的開通,漕運路線改變后,雖然運糧的漕船不再經由大橋過境了,但由于無需過埧盤駁卸載,白塔河又成了貨運的安全而又快捷的通道。北方的小麥,黃豆等糧食,棉花等特產,梨,棗,核桃,柿餅等果品與干果,南方的布匹,雜貨,窯貨,灰糞,竹木排以及各式南貨食品與諸種手工業品仍然從此往返。這些獨特運貨活動的存在,無疑極大地豐富了沿河南北各地的市場,江都,大橋,乃至揚州無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。
        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,商民接踵而至。他們紛紛來大橋鎮建房設鋪,經商興市。據明嘉靖(1522-1566)《維揚志.公署志》載:“國朝江都在城市東南……邵伯鎮市,大儀鎮市,宜陵鎮市,大橋鎮市。”大橋鎮,已經開始成為維揚的一大集鎮。
        于是,明末清初,當時大橋鎮上的商鋪,寺廟,鄉紳,民眾紛紛出資,從江南選購近萬塊花崗巖鋪筑集鎮條石街道,東西長達四五華里,與白塔河成十字交叉,以擴大集鎮范圍。條石街下,則是用青磚砌成地下排水通道,與各店鋪陰溝相通,組成完備的排水系統。除了前門大街為前店中作(坊)后宅的商業貿易區外,又在兩側后街建成生活出入區,貨物運輸區,互不影響干擾。同時,凡與鎮外通連的街巷盡頭又砌造了十三道半圈門,早啟晚閉。這種獨具匠心的建築格局,使得整個集鎮能防范盜匪,保境安民。
        大橋集鎮的興盛,壯大與發展,源于濱江漕運與貨運,因運成市,因市成街,因街成鎮。這正應了白塔河永濟橋石柱楹聯上的話:“南北賞江湖,潮落潮生終不息;東西達城市,人來人往為何忙”,正是白塔河的潮頭漲落,催生了大橋經濟的生生不息,正是大橋人民的辛勤勞碌,促進了商貿城鎮的發展壯大!
        白塔河的開挖與揚州江都大橋鎮的興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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